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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廣東11選5建設從"有法可依"向"良法善治"邁進

——廣東11選5觀點廣東11選52019全國兩會系列評論之四十五

李永紅 西南政法大學法理學博士生/浙江工業大學律師刑辯學院院長

3月12日兩高的工作報告均提到了“平等保護各類企業合法權益”這個話題。近幾年來,兩高在相繼出臺關于產權平等保護、非公經濟司法保障相關政策的同時,啟動再審程序糾正了一批涉民營企業的經濟犯罪、財產犯罪冤錯案件: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審、2017年2月內蒙古自治區巴顏淖爾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改判無罪的王力軍買賣玉米非法經營案,2018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再審改判無罪的張文中詐騙案,2019年初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改判無罪的遼寧趙明利詐騙案。廣東顧雛軍案正在再審審理中。尤其是物美集團張文中一案,更是有史以來第一例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再審改判無罪的財產犯罪、經濟犯罪案件。

這一批涉產權保護刑事冤錯案件的糾正,與前一個時期糾正的刑事冤錯案件相比,有幾個明顯的區別:此前糾正的案件均是涉及故意殺人、強奸等暴力犯罪案件,如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浙江張氏叔侄案、河南趙作海案、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等,原判主罪都是故意殺人、強奸等針對人身的暴力犯罪案件;再審結果表明,這些案件大都存在事實認定、證據采信等程序問題,因真兇再現或亡者歸來而由地方法院啟動再審予以平反,而近幾年最高司法機關糾正的案件則是涉及市場主體產權或法律地位的財產犯罪、經濟犯罪案件,這些案件在原審中不存在事實證據等程序問題,冤錯的原因大都是地方法院對實體法律規則的理解和適用存在錯誤。根據這些變化,我們可以將前一輪的糾錯稱為“平冤1。0版”,而這一輪的糾錯稱為“平冤2。0版”。

從平冤1.0版到平冤2.0版的轉變,與我國40年改革開放過程中法治建設從立法上追求“有法可依”這一形式理性目標向司法中追求“良法善治”這一實質理性目標的轉變相契合。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一些形式與實質相背離的疑難案件,這些案件的裁判結果往往形式合法卻實質不合理。有的個案甚至成為社會熱點事件,引發各界廣泛關注。王力軍買賣玉米被判非法經營案、張文中申報技改項目資助被判詐騙案和趙明利合同糾紛被判詐騙案的再審改判無罪,都意味著最高司法機關在法律形式理性和個案實質正義關系上所做出的努力,國家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出場,固然有著特定的經濟背景,但是從法治視角觀察,政策為法律規則意涵的澄清、為實質思考的正當化提供了依據,這對地方各級法院對疑難案件的處理尤其是對形式違法實質無害行為的出罪,無疑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广东11选5習近平總書記今年2月25日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再次強調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不僅在理論上對法律與經濟關系做出了最佳闡釋,而且這個論斷得到了實踐中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驗證,可謂一語中的,切中肯綮。法治化最佳營商環境的打造,既需要政府、社會和企業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司法系統改變司法觀念、提升司法能力,使疑難案件的處理既符合法律的形式理性又符合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實質要求。

長期以來,在執法和司法實踐中,對一些涉產權保護的案件處理存在著錯誤的觀念與操作。不僅是網絡輿論中時不時出現的“民營經濟可以離場了”這樣與國家大政方針不一致的喧囂,而且在司法辦案中對涉非公經濟主體的案件尚存在觀念固化、機械司法而造成的司法慣性,其中不乏歧視性對待,導致了只關注形式要件而忽視實質特征進而形成看似合法卻實質不合理的裁判結果。正因如此,2016年中央《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總體要求第一條便是“堅持平等保護”,開宗明義明確指出“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并針對性地提出“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要求“堅持有錯必糾,抓緊甄別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

法律與政策的關系,既是法學理論研究中的傳統課題,又是法治實踐中需要將形式邏輯思維和實質辯證思維相統一的司法難題。法律和政策既是平行的社會規范,又在疑難案件的司法裁判中相互融貫。張文中詐騙案原審判決和再審改判中的裁判理由表明,在案件事實證據和實體法律規則均未變化的情況下,裁判結果截然相反,關鍵在于原審法院在評價當事人行為時未能在政策指引下尋求恰當的裁判規則。在國家技改項目資助這種單方支付活動中的行為與實行等價有償原則的雙方交易活動中的行為,當事人對權利義務的設定存在明顯差別,因而認定行為性質的標準也應不同。單方支付行為并不要求對方給予等值的經濟回報,只要求對方對財產的使用符合支付方的社會目的,不能以雙方的行為是否等價有償作為判斷詐騙是否成立的標準。而社會目的是什么、有無實現,不能僅從法律要件出發去判斷,而應當考慮支付方所追求的政策目標。如果對方對財物的使用符合支付方的政策目標,則支付方的社會目的已經實現;只有對方以違背支付方政策目標的意圖取得項目資助并用于其他用途而使支付方的社會目的落空時,詐騙才有可能成立。

司法裁判既應精研法律適用技術,又應當在審理疑難案件時關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關注國家的政策走向,將法律的形式理性與政策的實質追求加以融會貫通,求得法理、事理與情理的統一。(責任編輯: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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